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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9 14:47:59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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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但是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研究来说,农村文化建设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建设的一般性论述较多,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内涵、内容及问题、模式与体制等方面。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地位的角度,论述新农村文化建设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建设。农村文化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就是说,没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就没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农村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利于农村文化生活的丰富,可以架起沟通心灵的桥梁,粘合各种心理裂痕,给弱势群体带去人文关怀和感情抚慰,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学者还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将农村文化建设放置在中国整体文化繁荣、发展之中,论述了它的战略意义。

  从农村文化本身发展的角度,强调农村文化建设在保护、传承农村优秀民间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何兰萍认为,当前农村民间文化正在大面积淡化、遗忘或变异,甚至沦为商业化的工具。农村民间文化大量流失的背后有着诸如民间组织的解体、农村精英的外流、民间文化政策的失误等多方面的政治社会原因,其结果则是进一步地导致了农民社区生活的离散性和农民文化认同感的弱化。因而,她主张,新农村建设中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着力点既在农村之内,也在农村之外,需要一个切实有力的社会支持的大系统。高丙中强调,让民间信仰在公共知识中名副其实,不再简单地被污名化,在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归其本位,不再被恶意利用。郭星华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价值。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过程就是“类单位制”的建立与解体过程,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秩序正面临着重建的问题。在重建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进程中,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农村社会发展及现代化的角度,论述了农村文化建设在农村振兴(或重建)中的重要价值。例如,刘宝庭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新文化,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而且是加速中国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高长江则认为,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文化思维应从三个维度展开:公民文化重构的文化政治学思维,即国家的公共政策与公民文化凸显出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农民文化提升的文化人类学思维,即通过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为农民创造幸福生活、提供文化资本;生活环境艺术化的文化生态学思维,即通过引导农民从审美的角度来观察生活、创造生活,使村容村貌艺术化,使农民诗意地栖居。贺雪峰提出了农村文化建设“非经济福利说”。他认为新农村建设核心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的进行物质建设和经济建设,更深层次上是提高农民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福利在内的综合福利,增强农民幸福生活的满意程度。社会文化组织的目标不在于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权益,而在于改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寻找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从乡村治理的角度,论述了新农村文化建设在文化整合、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例如,韩兆柱认为,农村的经济改革使传统性的农村文化、价值规范发生急剧裂变,从文化层面反映了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变迁进程,为现阶段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心理条件,但同时又产生出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刘博观察到,乡村精英身份地位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缺失,对于我国农村建设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师坚毅通过对农村“精神文化症候”的分析认为,这种“精神文化症候”是由农村社会精神文化变迁引起的,与农村物质、人才的匮乏和农村制度配置的失当紧密相关,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层面文化内容的失衡引起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精神文化症候,必须对农村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进行协调统筹,实现精神文化症候的标本兼治。在这些研究中,一些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农村文化变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但是,真正自觉地从乡村治理的视角研究农村文化建设的却非常少见,而有关的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意义的论述,有两点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过分地夸大其意义。例如,有人就认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所在;有人过于强调农村文化建设“非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物质基础建设在当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也没有意识到农村文化建设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必须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二是过分地狭隘理解其价值。把农村文化建设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或“附属品”。

  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意义的论述,有两点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过分地夸大其意义。例如,有人就认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所在;有人过于强调农村文化建设“非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物质基础建设在当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也没有意识到农村文化建设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必须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二是过分地狭隘理解其价值。把农村文化建设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或“附属品”。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对于农村文化建设内涵的不同论述,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农村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引起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农村文化概念过分泛化或者过分窄化的理解,都不利于有效实施和真正促进农村文化建设。

  有人把农村文化理解为包括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在内的农村生活整体,以致把新农村建设归结为单一的文化建设问题。另一部分人则把农村文化狭隘地理解为农村文娱活动,搞农村文化建设就是开展农村文娱活动或者发展农村文化团体。贺雪峰等学者虽然一再强调农村文化建设的“非经济福利”的价值,但同时又把农村文化建设狭窄地解释为培育农村的社会文化组织以及他们在荆门、洪湖等地所进行的诸如农村老人文化活动等实验项目。还有部分文化学者把农村文化建设简单地理解农村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问题。甚至有人把农村文化建设技术化地理解为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根本在“树人”,造就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工、新型企业家和基层干部。

  迄今为止,人们仍然无法给“农村文化”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学界也尚没有对此形成一个较为明晰的标准。在广义上可以把农村文化视为农村社会生活的整体;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把农村文化定义为农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农村文化仅仅指农民特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吴理财认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两大关键性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和发展性问题,前者是指农村文化在不同农民阶层、民族(或族群)、宗教信仰和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或冲突;后者是指我国农村文化发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民间与官方以及私性领域与公共领域等方面的矛盾或冲突。杨荣翰提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农民群众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等[。魏文婷则认为加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单纯地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和农村文化活动,而是要提高农民思想水平和增强农民参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意识,并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成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主体。程玥、朱冬亮认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必须要处理和把握好统一性和特殊性、示范先行和全面推进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农村城市化与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在和谐文化建设方面,目前学术界主要是从总体上论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而对于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关注较少;而且,对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研究也比较零碎,不够系统化;此外,对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应然式的研究,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

  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涌现出了较为新颖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譬如,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对该省近年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以农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化农村文化主体”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一是按照“两转四化”的思路,盘活做强乡镇文化服务中心;二是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思路,建设好文化中心户、文化科技屋等文化个体户;三是按照政府引导与农民自发相结合的思路,大力扶持民间文化活动主体。河北省则大力推行一种“民资文化”模式。把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安民、乐民、助民、富民的重要载体,鼓励农民采用市场融资办法自办文化团体,兴办文化产业,探索以民间资本“入股”方式发展农村文化,从而形成了企业资助型、集体投资型、村民集资型等形式多样的“民资文化”格局,呈现出了新农村文化共建共享的良好态势。除了“民资文化”模式以外,还有“民办公助”、“官民合作”等模式。

  总之,当代农村文化建设模式是一种以保证农民群众文化发展权为核心的公共发展模式。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对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期混合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发展阶段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农村文化建设进程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可能超越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改革空间限度。与这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三种农村文化建设模式分别是计划控制模式、过渡转型模式和公共发展模式,它们之间是一种层次递进的发展关系。这三种模式的区别是,计划控制模式以行政力量和国家文化动员为主,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了广泛的参与,在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群众文化参与权的同时,也部分地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享有权,这种模式在农村公社时期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过渡转型模式以国家供给为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实行国家和市场双重主导,尽可能地保障广大农民群从的文化享有权;公共发展模式作为一种预设的理想模式,必须借助于国家宏观政策主导和制度安排,通过政策导向和利益引导等途径,调动国家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实现。文化参与、文化享有和文化发展构成当代农村农民群众完整的文化权利形态。当代农村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应是以保障农民群众的文化发展权为最终目标,体现为一种由过渡转型模式向公共发展模式演进的过程。

  纵观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现状,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研究,但是一般性论述较多,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尚显不足。另外,目前的研究略显“避重就轻”,没有抓住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比如对于农村社区文化及社区认同重建、以重构文明健康的农村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以和谐社会构建为主旨的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农村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等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实质和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据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应该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着手,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走一条和谐文化建设之路,并最终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及机制。

  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综合提高人民群众的文体文化生活,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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